这是1976年的一个夏天，在陕西宁陕东江口镇的一处建筑工地上，一群农民工正在紧张地挖地基。这处工地是镇搬运社的建筑工地，他们要在这里建办公室。
农民工都在埋头挖土，突然一个农民工“啊”地一声惊叫，大家看见他扔下铁锹跳到了一旁。在场的农民工都放下手里的工具跑过来查看：“咋回事啊？”
“你们看！”受惊的农民工指着他刚挖出的一样东西，大家仔细看时，发现那竟然是人的头盖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思想还比较保守，迷信观念也较重，所以遇到人骨这样的事，大家心里都非常害怕，谁也不能安心继续工作了。
而且这里没有坟墓，也没有棺椁，却挖出了人的头盖骨，说明这人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大家经过冷静商讨之后，决定向组织汇报。
东江口镇的领导接到报告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马上派人到现场勘探，他们看到了人的头盖骨以后，判断下面很可能还有人骨，于是让农民工继续往下挖。大家按照要求继续挖掘，最后竟然挖出了4具完整的尸骨。
在一个坑里挖出4具人骨，这可不是小事情，镇领导很快联系了公安局。公安局迅速派干警来到现场。干警们首先怀疑是凶杀案，于是对周围群众进行调查，看有没有最近失踪的人。
干警们对附近的村民挨家挨户排查，主要寻找有无失踪人员。但是经过多日的全面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失踪人员，而且公安局也没有接到相关报警，更没有发现恶性杀人案件。
4具尸骨根本找不到死亡原因，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埋的，这成了一桩悬案。公安局没有办法，只好对尸骨进行重新掩埋，并做了备案。这个案件也只好这样搁置起来。
当时这件事虽然也曾轰动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甚至连当时挖出尸骨的农民工也把这事忘到了脑后。
时间过了8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突然从北京来了一帮人，这些人来到了宁陕公安局，重新对那4具尸骨进行调查，原来这是中央派下来的调查组。
调查组经过一番调查核对，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4具无名尸骨，原来是1946年，中原军区王震将军派到西安去跟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他们分别是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另外还有一位是给他们带路的农民向导。
1946年，全国军民刚刚打败了日寇，国民党就挑起了内战，蒋介石调动13个军共计30个师几十万大军围剿我中原军区，企图在48小时内消灭我中原部队。
当时的情况是敌我力量悬殊，中央指示中原军区采取多省跨动的战术，既要设法突破敌人的围堵，又要在保全自身实力的情况下，牵制住国军的大量部队，以策应华中和华北的对敌斗争。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司令员李先念和王树声、王震两位副司令员等领导决定首先进行突围。
李先念和王树声副司令员各带一支人马分别从北路和西路杀出重围，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多道防线，进入了豫南平原和周围的山区。
王震率部经过苦战，也顺利完成了突围。王震的部队突围之后，又顺带攻占了镇安县城，而镇安距离西安只有100多公里，对西安形成震慑，胡宗南一看形势对他不利，于是多次跟我方联系，希望双方进行谈判。
王震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中央指示可以跟胡宗南谈判。王震虽然知道胡宗南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争取到和平，他还是想做一下努力。
于是王震派出谈判代表，准备到西安跟胡宗南进行谈判。中方代表由两人组成，一位是张文津，时任干部旅的旅长，一位是吴祖贻，他是干部旅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代表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个人却主动请缨要求参加谈判，这个人就是毛楚雄，他是毛泽覃的儿子，毛主席的亲侄子。
提到毛楚雄，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毛楚雄从出生就没大跟父母在一起，他是跟外婆长大的。他的父母忙于革命，无法照顾他，更无法担负教育他的责任，毛楚雄从记事起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毛泽覃身为闽赣军区司令员，在1935年，为了掩护游击队壮烈牺牲。
毛楚雄从小聪明伶俐，他知道父亲是为革命而牺牲，决心继承父志，为革命建功立业。所以在王震1945年率部南下湖南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王震的部队，参军那年，毛楚雄只有18岁。
后来王震见到了毛楚雄，看到毛楚雄长相酷似其伯父毛泽东，特别是毛楚雄居然像他伯父一样，下巴上长了一颗痣。于是王震忍不住对身边的人们说：“你们没见过毛主席的，看看楚雄，就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了。”
毛楚雄在部队一直担任文职，他先在政治部做宣传员，后又调到司令部做电报员。这显然是王震的刻意安排，因为毛楚雄是毛泽覃留下的一根独苗，王震不想让他去前线冒险。但是毛楚雄却一心想像他的父亲一样建功立业。中原突围的时候，他因为机智勇敢，表现突出，被提拔为连长。但是他仍然一直受到王震的保护。
毛楚雄其实不想受到保护，所以当军区打算派代表去西安跟胡宗南谈判的时候，毛楚雄感到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主动要求参加谈判团，要和谈判代表一起行动。这一回王震居然答应了，王震的考虑是，参加谈判还是安全的，胡宗南再下作，也不至于会对谈判代表下毒手。但事实是胡宗南和老蒋比他想象的还要下作。
王震还有一个安排，他交代张文津，他们到西安以后，就把毛楚雄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经过办事处，把毛楚雄送到延安，好让毛楚雄去跟他的伯父团聚，而且延安总比在一线打仗更安全些。总之王震的一切安排都出于对毛楚雄安全的考虑。但是令王震想不到的是，代表团却遭遇了不测。
代表团的3人准备停当，就从宁陕县的杨泗乡出发，前往西安。出发的时候，他们还请了一位当地的农民当向导。当时毛楚雄的身份是警卫员，而且他用的是化名李信生，这样安排仍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如果暴露他毛泽东侄子的身份，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可是代表团出发之后，就从此失去音信。王震立即派部队沿着代表团行进的路线去寻找，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后来王震的44团打回东江口的时候，王震命令44团派人打探、寻找3人的下落，仍然找不到任何音信。
王震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毛主席知道侄儿失踪的消息以后，心里的难过自然无法形容，他知道既然失踪，肯定凶多吉少。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国民党残害我方人员，不择手段，也不是头一次。
当时周恩来在南京，叶剑英在北京，他们就我方代表失踪一事，分别向国民党交涉，他们先向国民党进行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我方代表，他们还利用媒体，通过舆论对国民党进行施压。但是国民党矢口否认有这回事，他们这种无赖嘴脸，我们也是见识多了。
王震还派人跟胡宗南部进行联系，甚至派人直接质问胡宗南。但是胡宗南部当然也是矢口否认见过中方代表团这回事。我方利用报刊揭露国民党残害我方谈判代表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胡宗南拒不承认。这件事从此就成了一个谜，成了一个悬案。
3位代表神秘失踪，我党并没有遗忘，李先念和王震当时是中原军区的领导，后来他们又成了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没有忘记这几位党的好干部，更何况其中还有毛主席的亲侄子。
特别是王震将军，代表是他派出去的，他一直保护着毛泽覃的这个独苗，结果却让他死于非命，老将军一直到逝世都不安心，他怎么给毛泽覃一个交代，怎么给毛主席一个交代啊。
1984年，毛主席已经逝世多年，中央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准备彻查3位代表失踪之事。王震还专门接见了调查组的同志，给他们提供当时的一些情况，并对他们的调查工作提出要求，老将军说：“一定要调查清楚3位英烈的牺牲线人的尸骨，只有这样才能对毛主席和毛泽覃有个交代，才能减轻我的愧疚。”
调查组首先来到代表团出发地杨泗乡，对当地群众进行调查走访，后来调查的范围又扩大到全县，甚至扩大到周围的柞水等县。
调查组首先对当时王震部队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特别是对当地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进行审核。一件杀人案进入了调查组的视野。
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个名叫朱家沟的村子，当年在村子的石灰窑里发生了一桩命案，有3个男子被杀害。因为代表团也是3人，所以调查组首先怀疑这很可能是3位失踪的代表。
调查组立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发现这个案子虽然也涉及3人被杀，但是这3个人却不是代表团的3位代表，他们是去延安的干部，当时随身携带着一些财物，犯罪分子见财起意，杀害了这3名干部。案件主犯是一位保长，他当时就已经认罪伏法，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本来调查组看到了一线希望，查实之后，案件又失去了方向。调查组于是又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案件。就在这时，前面提到的在东江口挖出的4具尸骨，引起了调查组的高度重视，调查组到现场勘察之后，开始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
调查组首先找到了一个名叫邓耀俊的人，他是当时东江口乡的伪副乡长，据他说当时担任乡保安队队副的唐进玉曾经对他提到过中方谈判代表的事，唐进玉是这么说的：“共军的谈判代表要去西安跟国军谈判，石星一乡长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石乡长把他们活埋掉，并且连活埋的位置都明确指令，就在城隍庙的后面。”
“46年8月的一天，我们乡来了3个人，他们穿着共军的军装，听说是去西安跟国军谈判的。当时东江口的驻军是胡宗南的一个团，团长名叫岑运应，岑运应还在东江口的一家名叫魁星楼的饭店摆酒席欢迎共军代表。几天以后，我在跟江口区的区长姜捷三说话的时候，就提到这件事，我说这下好了，国共要谈判了，谈判就不用打仗了。姜捷三听后却说，谈个屁！他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他的意思是，共军代表，已经被杀害了。”
调查组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又搜集到大量的证据，因为代表团找了一名向导，这样4具尸骨也就对上了号。至此，可以确证，农民工挖出的尸骨，就是3位代表和一名向导的尸骨。3位代表失踪之谜时隔38年，终于被揭开了。
当年，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确实是从杨泗乡出发，因为是去同国军谈判，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他们带着相关的证件，身着军装，从杨泗庙出发，在1946年8月10日来到了东江口镇。国军181团的哨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于是代表们拿出了随身的证件。
3位代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说他们是中共代表，要去西安跟国军谈判。哨兵向团部进行了汇报，岑运应团长闻讯后亲自带人前来迎接，而且还设宴款待3位。
但是第二天岑运应却变了脸，把3名代表给扣押起来。原来，岑运应得知中方代表进了他的防区以后，就向胡宗南进行了汇报，胡宗南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希望中方代表到西安跟国军代表谈判，于是他密令胡宗南对中方代表“秘密处决”。胡宗南就给岑运应下达了命令。
岑运应派出四连连长李清润和乡长石星一以及唐进玉具体执行。3个刽子手把3位代表押到了一座城隍庙，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条水渠旁埋杀了3位代表。
城隍庙附近有一个小村庄，村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但是当时的村民因为躲避国民党，逃进了山里，所以李清润等人在残杀中方代表的时候，村民对此事一无所知。
国民党自以为害死我方代表，做得极端秘密，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他们不讲道义，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残害我代表的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
至此，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位烈士被害的真相已经完全查清，我们也可以稍稍告慰3位为革命捐躯的好干部。
有关部门对烈士的遗骨重新安葬，为他们建立了高大的坟墓。为了供后人凭吊瞻仰，陕西省还在3位烈士安葬地拨专款修建了东江口烈士陵园，竖立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李先念作为当时中原军区的司令员，亲自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在这篇文章里，李先念缅怀了3位英烈，对他们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赞扬，称赞他们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