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段时间却突然神秘暴富发了财，也不知道是做了什么赚钱的生意？获利竟然高达上百万元，所以，侯林山就有了一个外号叫“侯百万”。

　　陈占山闻言瞳孔猛地一张：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普普通通的贫农，突然赚了钱，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踏实肯干，怎么也饿不着。

　　侯林山，自幼家境贫苦，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上地干活，一年到头也没攒下多少钱，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而且，侯林山本人也不是学习的好材料，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是排名倒数，还在学校里打架斗殴，跟着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吆五喝六，招摇过市，惹了很多麻烦。

　　所以，父母和老师为了教好他，可谓操碎了心，最后，侯林山小学没上完，就主动辍学，到曲沃县当地的一家鞋厂打工，挣点小钱混日子。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侯林山在鞋厂打工期间，又认识了一些鸡鸣狗盗、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经常三五成群，参与赌博、偷盗和抢劫等违法活动。

　　后来，也许是侯林山开了窍，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浑浑噩噩下去了，就与那些“社会酒肉朋友”断了联系，并主动离职，拿着几年来攒下的钱，开办了一家小旅馆，想干点正当生意。

　　陈占山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就警觉起来：这个小旅馆一定有问题，因为山西曲沃穷乡僻壤，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个外乡人过来，侯林山在这里开小旅馆能挣到多少钱？

　　而且他开办旅馆的本金也没花多少钱，所以可想而知，旅馆的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没人来住店，门可罗雀，就是没有生意，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暴富，挣到上百万元的呢？

　　但因为他的旅馆地处偏僻，而且价格便宜的缘故，所以也能吸引到一些“特殊”的客户群体，那就是在文物考古界臭名昭着的“盗墓贼”。

　　山西曲沃县虽然经济落后，但却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地下埋葬着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和文物古董，就如黑夜中的明灯一般，吸引着盗墓贼飞蛾扑火。

　　曲沃县最辉煌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周朝末年的春秋时期，是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国都，繁盛一时，风头无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哪怕历经千年沧海桑田，也始终没有减弱半分。

　　因为曲沃县有很多农民在下地干活时，几个锄头下去，就能刨出来一件文物，甚至走着走着就能捡到古董，这就理所当然吸引了许多盗墓贼热切而贪婪的目光。

　　因为他们的身份根本见不得光，所以侯林山偏僻破落的小旅馆，就成为了盗墓贼的集散地，他们都会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歇。

　　但在国内盗墓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产业，属于严重违法的灰色地带，而且因为相关部门的严格管控，所以在国内盗掘的文物根本卖不出高价，甚至还有可能遭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盗墓贼竟然另辟蹊径，将盗掘的文物卖到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天价，利益动人心，所以中国盗墓贼的行事非常猖獗。

　　侯林山本来就心术不正，所以在听说盗墓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后，就主动提出入伙。跟着盗墓贼团伙干了几单后，他就分到了几万块。

　　按照那个年代老百姓一个月收入几十块钱来算，几万块对于侯林山来说，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所以穷了大半辈子的侯林山，很快就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后来，盗墓贼团伙因为害怕身份暴露，离开曲沃县，侯林山就决定自己拉场子单干，以小旅馆为据点，广招“英雄好汉”壮大自己的队伍。

　　当时，曲沃县很多村民见到侯林山突然有了钱，非常眼红，也不管他的钱来路到底正不正，就纷纷如过江之鲫前去投奔，所以，侯林山的盗墓贼团伙班子很快就达到了一定规模。

　　这下，侯林山可算是解禁了，行事愈发肆无忌惮，开始疯狂地盗掘曲沃县地下的古墓，所得文物，全部通过秘密通道远销东南亚海外，短短3年时间就赚得盆满钵满，盈利上百万，堪称一夜暴富。

　　从1989年开始，截止到侯林山被公安机关逮捕落网之前，他带领自己的盗墓贼团伙，已经盗空了曲沃县周边地下的十几处古墓群，其中就包括了独具历史价值的淄博战国古墓群。

　　经手的文物古董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天价国宝，对我国历史考古和文物产业，造成了难以言喻的巨大损失。

　　所以，好事者就给他起了一个“侯百万”的外号，侯林山非常满意自己的这个称谓，谋取不正当利益后，不仅不知收敛，反而气焰更加嚣张。

　　在曲沃县城里相继开办大型酒店、艺术院校、娱乐城和洗浴中心，企图为自己盗墓的不法勾当增添合法外衣，并扩大收入来源，以备将来可以洗白上岸。

　　同时，侯林山还用赚取的不法收入，重金贿赂曲沃县各级政府官员成为他盗墓的“保护伞”。在侯林山威逼利诱的重金诱惑下，许多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纷纷沦陷。

　　而这个时候的侯林山，已经彻底掉进了钱眼中，心里没有了畏惧，目中无人，甚至目无王法，竟然开始公然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

　　并通过各种不法手段捏造公安机关的证件，一步步朝着黑恶势力的深渊滑去，成为了曲沃当地一颗尾大不掉的毒瘤。

　　直到1992年，老刑警陈占山同志，接到上级命令，巡查曲沃县城社会治安时，得知侯林山突然暴富的情况后，马上就敏锐察觉到了他的背景不同寻常。

　　随即着手对其展开周密的调查，果然牵出了一桩桩令人震骇的大案、要案，但陈占山并未贸然行动，而是将搜集到的证据，全部向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做了详细汇报。

　　2年后，临汾市公安局就在陈占山的带领下，以侯林山组织中一名成员为诱饵，将侯林山引出藏匿地点实施抓捕，而随着侯林山落网，盗墓组织群龙无首，很快陷入内乱，最终被公安机关一一击破。

　　而在公安的审讯室中，面对如山的铁证和成竹在胸的公安民警，一向眼高于顶，嚣张跋扈的侯林山不敢有任何隐瞒，主动将自己这些年来犯下的过错，老老实实交代得一清二楚。

　　同时，他也向公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侯林山自称：他被捕之前，正在组织成员盗掘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

　　因为古墓深埋于地下千年之久，而且体量十分庞大，建造工艺复杂，他们挖了一天一夜也没能找到古墓的主墓室在哪儿。

　　这一情况，马上就引起了临汾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并马上向山西省文物局做了详细汇报，在文物考古界立即引发轩然大波：

　　要知道侯林山手下的盗墓贼团伙人数众多，但他们挖了一天都没能挖穿古墓群，足见这座古墓到底有多么庞大？

　　所以，山西省文物局马上就紧急召回文物考古专家，对这座深埋于曲沃县地下的千年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而当专业考古队星夜兼程赶到距离曲沃县城十几公里开外的北赵村，进行实地勘探后，果然发现确如侯林山所言，这的确是一座春秋时期的大型古墓群，其中蕴藏的文物珍宝，价值无可估量。

　　尤其是在该古墓的8号坑内，考古专家还发现了晋国第八代国君晋候苏的墓，这一巨大发现，直接震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因为这很有可能会添补，我国对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历史研究空白。

　　可当考古专家兴致勃勃对晋候苏墓进行抢救发掘时，却意外发现了大量的木炭，心中冷不丁的一抽，纷纷扼腕痛惜：迟了，晚了，我们来晚了啊。

　　因为晋侯苏的墓是一座典型的“积石积炭墓”，这些木炭应该只存在于墓室内部，但现在却全部到了墓室外，这就代表着这座古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掘，或许里面已经被搬空，没有任何价值了。

　　可是意图盗掘晋候苏墓的侯林山盗墓团伙组织，已经被公安机关拿下，按理说没有漏网之鱼，那盗墓的又会是什么人呢？不甘心的考古专家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行挖掘。

　　但并没有被搬空，依然保留下了48辆晋国时期的战车、105匹战马骨骸，以及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和玉器等珍贵文物，都是价值连城的至宝。

　　另外，随着考古专家发掘的深入，还在该古墓中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隐蔽墓室，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两个青铜编钟，上面还刻画着古朴大气的铭文，历史深远，弥足珍贵。

　　但遗憾的是，盗墓贼也发现了这个隐藏墓室，成套的大部分编钟已经被盗走，只留下了2个编钟，让在场的考古专家感觉非常遗憾。

　　而就在山西省文物局的考古专家，怀着满腔悲愤和失望之情，对晋候苏墓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时，上海市博物馆的馆长马承源同志，突然打来电话：

　　香港地区有一家大型拍卖会，正打算集中拍卖一整套大概40个编钟，这些编钟上刻画的铭文脉络，与晋候苏墓出土的2个编钟非常近似，足足有上百道铭文。

　　现在日本、台湾和韩国都已经有收藏家，向拍卖会发出了询价申请，对这套编钟的兴趣很大，但却迟迟没有敲定购买意向，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世人的固有认知中，春秋时期的青铜编钟，上面的铭文痕迹，应该是浇筑上去的，而不应该是镌刻上去的，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并没有现在冶铁炼钢的高超水准。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套编钟是赝品，可从相关铸造工艺和材料上进行考究，又发现这是一套十足的真品，因此一时间众说纷纭，谁也给不出正确的评断。

　　而当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受邀到香港拍卖会看到这套编钟全貌的第一眼，就马上拍板表示：上海博物馆将不惜代价购买整套编钟，博物馆不能再将编钟对外展出，并公开售卖。

　　因为他是考古界和历史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教授，现在却如此冲动，万一买到了赝品，那对于他的名声和上海博物馆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其实马承源之所以这么武断和冲动，也是在做一场豪赌，凭借他多年浸淫文物考古专业的眼里，当然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真品。

　　至于为何编钟上的铭文是镌刻而不是浇筑，他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但无论如何，这么一套镌刻几百字铭文的青铜编钟，价值到底有多高？根本无需多加赘言。

　　决不能任由其流落海外，否则，将会是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届时，他将会是民族的罪人。

　　刚好在同一时间，山西曲沃晋候苏墓中也出土了2个制式一样的青铜编钟，所以马承源就立刻与山西文物局取得了联系，经过比对之后，马承源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

　　原来香港拍卖会拍卖的这套编钟正是出自晋候苏墓，但原品并不是14个，而是16个。参与拍卖的青铜编钟上面镌刻的铭文内容也与晋候苏墓，出土的2个编钟可以进行完美的串联。

　　这就完全印证了马承源不惜代价，拍到的青铜编钟是真的不能再真的真品，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如今，马承源从香港拍卖会高价购得的一套14个青铜编钟，已经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山西曲沃出土的2个青铜编钟，则是成为了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而这套青铜编钟的出土，也向世人证明了早在春秋时期，古老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冶铁技术，将我国冶铁技术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整整5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