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澤湖大堤是淮河下遊特別重要的流域性防洪工程,北起淮陰區碼頭鎮裏運口,南至盱眙縣大張莊高地,全長67.25千米。2014年,作爲中國大運河遺産點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洪澤湖大堤始建于東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廣陵太守陳登(公元163年201年)築捍淮堰15000余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爲阻止金兵南下,開封守將杜充(公元?1141年)決開黃河南堤,黃水經古泗水流入淮河,明代黃河全流入淮。明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平江伯陳瑄(公元1365年1433年)增築大堤以護裏運河,史稱高家堰。嘉靖(公元1522年1566年)以後,黃河帶來的泥沙不斷淤積清口及入海通道,漕運受阻。萬曆六年(1578年),總河潘季馴(公元1521年-1595年)提出“蓄清刷黃濟運”的治河方略,向南增築高家堰至越城、周橋一帶,長30余千米。清代,延續明代治水方略,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河道總督靳輔(公元1633年1692年)將大堤從周橋延伸到蔣壩。至此洪澤湖及洪澤湖大堤形成。
爲了排泄淮河及洪澤湖汛期洪水,自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至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的310多年間,洪澤湖大堤上先後建造了26座減水閘壩。其中,嘉靖、萬曆年間(公元1522年-1620年),建造了高良澗、周橋、古溝、武家墩4座石閘。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之前,建造了古溝東、古溝西、唐埂、茆家北圩、茆家南圩、夏家橋等高堰“六壩”。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後,建造了北、中、南三座石滾壩和蔣家閘。乾隆年間(公元1736年1796年),建造了“智、信”兩座石滾壩。嘉道年間(公元1522年公元1850年),移建了“仁、義、禮、信”四座石滾壩,新建了林家西滾壩。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經乾隆帝批准,將“北、中、南”三座石滾壩改稱仁壩、義壩、禮壩,與智壩、信壩合稱“五壩”,因智壩以北屬江蘇省山陽(現淮安市淮安區)縣境,智壩以南屬安徽省盱眙縣境,史稱“山盱五壩”。減水壩與滾水壩在功能上有所區別。減水壩,壩底與岸相平,以泄“平槽之水”,壩底爲三合土,泄水時容易被沖毀。滾水壩,壩底高于岸,以泄“異漲之水”,壩底爲條石,抗沖刷能力強。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淮黃大漲,周橋以南六座減水壩被沖毀,湖水大泄,清口黃水倒灌,各引河淤積,黃淮形勢嚴峻。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時任河道總督張鵬翮(公元1649年-1725年)堵閉了“六壩”,經康熙帝批准同意“相度地勢建三滾水壩”,擡高壩底三尺,仍留天然“二壩”以備異漲。三滾壩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開工,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完工,由北向南,北壩寬70丈、中壩寬60丈、南壩寬70丈。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總河齊蘇勒(公元?-1729年)奏請改修山盱三滾壩,將壩底落低1.5尺,造成洪澤湖蓄水位的降低,影響了“蓄清刷黃”的方略,違背了建滾壩“以泄異漲之水,非以泄平槽之水”的初衷。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回銮時閱示堰盱(當時高堰廳和山盱廳的簡稱)工程,同意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公元1683年-1755年)的奏請“石滾壩增三爲五”,“智、信”“兩壩”于當年四月開工,次年五月告竣。“兩壩”規制相同口門寬均爲60丈,智壩用銀5.8萬余兩、信壩用銀5.9萬兩。嘉慶十五至十八年(公元1810年1813年),“仁、義、禮”“三壩”放水後跌成深塘不能修複,攔湖壩(蔣家閘)啓放後亦跌深塘不能再行開泄。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二月,張井(公元1776年-1835年,水利學家)、潘錫恩(公元1785年1866年,官至江南河道總督兼漕運總督)奏請建林家西壩滾水石壩“以抵作禮壩,亦爲減泄盛漲”。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春開建,至次年夏報竣,口門寬60丈,工料銀35.6萬兩,由山盱通判張慰祖承辦。蔣家閘又稱攔湖壩,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至高堰,命河道總督張鵬翮于蔣家壩開河建閘引水,水小則下板蓄水敵黃,水大則啓板泄水,且便于商民舟楫往來。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蔣家閘啓放後沖成深塘堵閉。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爲防止下泄洪水滿溢淹沒村莊及農田,在山盱“仁、義、智、禮、信”“五壩”、林家西壩及天然“二壩”兩端,挑築南北兩束水堤。
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仁字滾壩啓放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複。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在蔣壩南挑仁字河長706丈。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由山盱同知王湘、守備蔡天祿承建了仁河滾壩口門寬60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沖決後堵閉。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義字滾壩過水跌成深塘後堵閉。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在蔣壩南挑義字河長708丈。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建義河滾壩,口門寬60丈。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沖廢。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啓放禮字滾壩跌成深塘後堵閉。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在蔣壩南挑禮字河長800丈。嘉慶十九年(公元1814年),建禮河滾壩口門寬60丈。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沖毀後常開。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水異漲啓放信字滾壩,過水較大沖毀後堵閉。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春,在夏家橋之南智壩之北,移建信字滾壩口門寬60丈,用工料銀36.6萬兩,由山盱通判沈鵬、高堰通判黃宗保、山盱營守備蔡天祿承辦。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661年)建造的“北、中、南”三滾壩,以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尺寸作爲啓放水位,北壩和中壩以新石工出水3.7尺爲啓放標准,南壩以3.2尺爲啓放標准。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乾隆第一次南巡定“五壩”啓放標准,以“仁、義、禮、智、信”爲之次,高堰志樁漲水至8.5尺及9尺以上聽其由石脊過水,“智、信”“兩壩”于壩脊石面之上加築封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3尺以外再行啓放。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後,恐“五壩”泄水過多力不抵黃,將“仁、義、禮”“三壩”亦仿照“智、信”“二壩”加封土攔蓄,封土高4尺,仍照向定章程,漲水至9尺以上,以次相機啓放。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後,南河總督黎世序(公元1772年-1824年)將“仁、義、禮”“三壩”移建于蔣家壩迤南崗地,並開引河三條,此時啓放標准爲湖水漲至1.4丈時將新挑“仁、義”“兩壩”先行啓放,漲至1.5丈以上再將“智、信”“兩壩”次第啓放,湖水消至1.5丈,即堵閉“智、信”“二壩”。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進行了微調,湖水漲至1.5丈以外啓放“仁、義、禮”“三壩”,長至1.6丈以外再放“智、信”“兩壩”。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至鹹豐五年(公元1855年)的120年間,山盱“五壩”有82年啓放泄水共啓放298壩次,其中,乾隆60年間啓放32年次,啓放113壩次;嘉慶25年間啓放19年次,啓放64壩次;道光至鹹豐五年35年間啓放31年次,啓放121壩次。開壩時間視當年水位、水量,並依據各個時期的啓放標准而決定,每年一般在6、7月份開壩,9、10月份堵壩。也有違反啓放制定導致嚴重後果的事例。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河道總督張文浩(公元?1836年)因“禦黃壩應閉不閉,五壩應開不開”,導致高堰十三堡、周橋六堡被風浪沖開決口,張文浩被革職發配新疆。
總的來說,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後,高堰“六壩”穩定在古溝以南。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後,三滾壩及山盱“五壩”穩定在南北兩束水堤之間。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後,“仁、義、禮”“三壩”遷移至蔣壩以南高崗地。山盱“五壩”在蓄清刷黃、保漕濟運的治河方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淮河、洪澤湖的洪水可以通過山盱“五壩”進行調節,“異漲之水”開壩泄去,“平槽之水”封壩攔蓄。當時山盱“五壩”的功能,相當于今天的三河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