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最近一次集體亮相，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1.8萬余名賽會志願者中，2000年以後出生的占了大多數。
被問及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評價，這些人常提到的詞語有自信、開放、陽光……這也符合人們對這代青年的描述：“平視世界的一代”。
父輩曾追求的“遠景目標”就是他們的日常。他們出生後不久，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他們的成長記憶裏，中國舉辦了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並在2021年宣告消除了絕對貧困。如今，父輩設想中更遠的目標，也將由他們去實現。
00後是在4年前大批步入大學校園的。4年後，當他們成爲大學裏的主體、加入求職者大軍，這一代人長大成人後的特征，已經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些人最近一次集體亮相，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1.8萬余名賽會志願者中，2000年以後出生的占了大多數。在接受志願服務培訓時，他們學到的一條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是“力求不卑不亢”，上崗後，他們一次次充分運用了這條准則。
夏季奧林匹克項目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主席弗朗切斯科·裏奇·比提後來這樣評價北京冬奧會期間擔任其助理的志願者劉迪波——“他不只是我的助理，更是我的朋友。”在手寫的感謝信中，這位80歲的意大利老人稱贊劉迪波是“一個善良而且真誠的年輕人”。
美國單板滑雪運動員特莎·莫德則在社交媒體上說，“感覺像在家裏一樣”，“這裏的人非常友善，每一個志願者都非常貼心”。
當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來到某個地方，不在崗的志願者會想方設法去制造與這位前奧運會冠軍“偶遇”的機會。他們在“大人物”面前並不羞澀。被問及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評價，這些人常提到的詞語有自信、開放、陽光……這也符合人們對這代青年的描述：“平視世界的一代”。
父輩曾追求的“遠景目標”就是他們的日常。他們出生後不久，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他們的成長記憶裏，中國舉辦了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並在2021年宣告消除了絕對貧困。如今，父輩設想中更遠的目標，也將由他們去實現。
奧運會又一次來到北京時，全球籠罩在新冠病毒的陰影下。此時的世界，已被疫情改變太多。連奧林匹克格言都經曆了108年來的首次更新，變爲“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新冠病毒面前，人類需要更加團結。
北京冬奧會志願者招募通道開啓，是在2019年，那時疫情還未暴發，全球有超過100萬人申請。賽會志願者的第一位申請者王雷，參與過多屆奧運會志願服務工作。疫情暴發後，他擔心過由此帶來的種種影響，“會不會招募社會志願者都是未知數”。
百萬申請者中，計劃招募2.7萬名冬奧會志願者和1.2萬名冬殘奧會志願者，最終考慮到疫情防控，壓縮到1.8萬多人，這對志願服務的專業與高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對入選者來說，首先的挑戰是等待——大部分人報名時才入大學不久，而上崗時已大三，跨越近兩個學年的等待。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實行閉環管理，最早進入閉環的一部分志願者，要待近3個月直到隔離期結束才能出來。擔任“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的一名志願者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班車緩緩地開出校園……我拿出手機悄悄地記錄著窗外的風景，多少帶有一點兒要“與世隔絕”的傷感。
今年1月23日下午，北京延慶賽區志願者駐地閉環前的5分鍾，不少志願者聽到了組長喊“准備閉環，准備閉環”，工作人員趕時間在環內外交接處傳遞辦公用品和活動器材。一名工作人員把此前常在酒店附近覓食的橘貓抱到閉環外，“希望它在外面能遇到好心人”。這天下午6點，該駐地正式閉環。
接下來的日子，這些志願者將習慣生活裏的手消毒機器人、N95口罩、每天的核酸檢測與需要時刻保持的社交距離。
提前進入延慶冬奧村的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學生徐馳翀記得，國際奧委會一名代表在路上突然快步走遠，只是因爲口渴了——想喝口咖啡，又要與人保持距離。
提前感受閉環管理近10天後，有志願者稱，閉環管理下的生活簡約而充實，“兩點一線的通勤讓大家過得更加規律，更加健康”。
北京冬奧會開幕前的10天裏，國際關系學院2019級本科生汪令儀和同組志願者熟悉場地與點位，“那幾天好像還有點不適應，感覺怎麽沒有忙起來，但比賽開始後立馬真正忙起來，比自己想象中的還要忙”。他們在河北張家口賽區國家跳台滑雪中心奧林匹克大家庭休息室服務。比賽日，他們服務的時間延長至“賽前三小時，賽後兩小時”。
做了志願者，不少00後度過了第一個不在家吃年夜飯的年。那段時間，王雷的微信朋友圈被這些年輕人的才藝刷屏，“像一個大型展示現場，寫毛筆字的、剪窗花的、拉二胡的、彈鋼琴的、拉小提琴的，特別‘卷’”。
後來，一些運動員和工作人員驚歎這群志願者中藏龍臥虎。實際上，由愛好驅動的才藝只是陪伴00後成長起來的夥伴。在這代人身上，多才多藝只是一個很小的側面。
如今，人們還能回憶起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成功舉辦時的情緒，那混合著中華民族百年奧運夢圓的壓力與振奮。
北京夏季奧運會是2001年申辦成功的，今天的志願者，當年大多剛剛出生。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時，他們還在上小學。來自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的志願者闫宏偉記得，2008年，北京隨處可以見到奧運元素，“一些穿著統一服裝的人在街上給人幫忙”。他的父親閻斌當時是國家體育場“鳥巢”外立面光照設計師。開幕那晚，還在上小學的闫宏偉和媽媽在家看了電視直播，他父親爲了確保照明，蹲守在候場區辦公室，靠對講機裏傳來的聲音，“聽”完了開幕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志願者高海強，也從父輩那裏感知最初的奧運印象。“我爸對奧運有一種執著。”透過父親的念叨，高海強想象出北京申奧成功時父親的激動，“他騎著自行車從西城區展覽館路一路‘飙’到長安街慶祝”。
父親得知高海強要成爲北京冬奧會志願者時，連說“太好了，太好了”，還取出了2008年奧運會紀念品——一個水晶小方雕，透過水晶能看到“鳥巢”和5個奧運會吉祥物“福娃”。高海強說，他們搬過家，很多東西都找不到了，但那個小方雕“到現在還放在我們家最顯眼的位置”。
高海強到崗後，全家人都進入了“冬奧節奏”，父母在家倒數開幕式的日子，甚至連奶奶也向他“彙報”：張家口老家的村裏在招募冬奧會工作人員。
4年前，作爲北京中學生通訊社的一員，許澤卿在韓國平昌冬奧會上采訪了北京冬奧組委運動員委員會主席楊揚。楊揚的一句“咱們2022北京冬奧會再見”像個約定，一直激勵著她。如今，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生許澤卿成爲冬奧會對外聯絡志願者。進入冬奧村後，她給楊揚寫信說：“您的一言一行都是寒冬裏的一粒小種子，在我心裏開花結果。”
來自中國台灣的李嘉慧也體會到類似的心情。她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的身份參與北京冬奧會，成爲“台灣青年冬奧城市志願者服務隊”中的一員。她一度擔心受疫情影響，參與的機會渺茫。上崗第一天，在團隊帶動下，她開啓了“激情模式”。她認爲通過參與志願服務，自己慢慢走出了“社交舒適圈”，開始不再懼怕被人拒絕。
有一點已經再清楚不過，不再需要向這代人科普什麽是志願者，志願服務對他們來說已不是件新鮮事。成長于改革開放第三個10年的00後，有豐富的渠道了解周遭快速變化的世界，在諸多認知中，也包括對志願服務的理解。
20歲出頭的徐馳翀在上崗時已是學校青年志願者協會主席。冬奧會志願者面試時的很多題目，他在學校組織活動時都接觸過。報名時需要填寫志願服務經曆，他“嫌字數太少”，他最早的一次志願服務是小學時去植樹。高海強的經驗也很豐富，參加過國慶70周年群衆遊行方陣與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文藝彙演。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的學者張睿、吳志鵬、黃楓岚調查發現，00後大學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公共意識的價值判斷。根據他們的問卷調查，78%的00後大學生願意參加公共服務活動，58%的00後大學生參與過公益項目。
“我2008年當志願者的時候，對志願服務還感到新奇，而現在95後、00後不一樣，他們知道志願服務是怎麽回事，新鮮感會弱很多，但更有主動性與探索、創造的能力。”在王雷看來，如今這一代青年有著過去世代不曾見過的世面，“他們願意表達，也有能力表達，求知欲很強”。
很多場景都展現出這一代青年志願者的形象，自信、開放是其被公認的特質。北京冬奧會上，志願者與吉祥物冰墩墩“鬥舞”的視頻，被多國網友送上社交網站熱門榜。
“這在14年前的賽會服務中是不太可能出現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會比較‘乖’，讓幹什麽就幹什麽，而現在的志願者更加自信，更願意展示自己。”在王雷的印象中，身邊這些年輕人會主動發現可能存在的問題，並思考解決辦法。他所主管的團隊主要負責首都體育館賽事服務中的看台引導和服務，年輕的志願者會主動思考很多問題，比如人流量過大時可能出現的情況，會提出各種突發情境和應對方案。
“還好”“問題不大”是他們的口頭禅，這群擅長構建語言體系的年輕人，在表達個體情感時細膩充分。有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連用8個詞形容自己上崗時的複雜心情：期待，欣喜，失落，等待，緊張，愉悅，驚愕，成就感。
第一批上崗的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需要面對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某些場館尚未進入閉環狀態、賽時車輛無法使用、行程需要反複確認。他們笑稱，應對新挑戰和新難題的過程有一種“創業”的感覺。
進入駐地後，有3名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戲稱自己成立了“技術公司”，承接的第一個大項目就是電視調試工作。在這裏，他們播放中小學廣播體操的背景音樂，跳起小時候的廣播體操。國際奧委會工作人員也聞聲而來，跟他們一起打太極拳。有志願者在心得裏寫下：“廣播體操+太極拳外交get√，文化輸出，有！”
志願者們用自己的方式來傳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賓至如歸”。有人稱自己服務的對象“既像爺爺又像老師”。在面對年長的主管、領域經理時，這群年輕人也表現出了自如與平等。王雷記得，組裏的志願者喊自己“雷哥”，有人會在休息的間隙主動問起職業生涯規劃，還會聊聊感情生活。
雖然隔著口罩，但敏銳的志願者仍舊捕捉到了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身上的熟悉之處。在汪令儀和同組志願者眼裏，北歐國家代表團的貴賓“有些社恐”，“可能過度的熱情會打擾到他們，只要讓他們安安靜靜就好”。相較之下，斯洛文尼亞代表團的朋友更爲活潑，看到自己國家選手獲獎，興奮得彼此碰拳、歡呼。
上崗幾天後，負責貴賓休息室的汪令儀有了判斷高級貴賓的直接標准：有無助理人員跟隨。不過，在志願者眼裏，這些外國官員是客人，也是朋友，他們有的愛吃中國水餃但不喜歡蘸醋，有的喜歡場館提供的頭戴式口罩，有的情緒被本國運動員在賽場上的表現所牽動。“每一個來訪的人都是貴賓，不管面對什麽場合，我們都不太怵。”她說。
置身首都體育館的王雷常常感到恍惚，像回到了14年前，“場館沒變，比賽項目和基礎設施變了，更大的變化在于氛圍”。一些不會在2008年奧運賽場上響起的樂曲，在2022年的冬奧會賽場上播放。在賽前補冰師傅補冰時，響起的可能是《我是一個粉刷匠》；谷愛淩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決賽中奪金後，現場播放了《滄海一聲笑》。
“花樣滑冰比賽時，有出現選手摔倒的情況，現場的中國觀衆都是真誠地爲選手加油鼓勁兒，不分國別。”在王雷看來，“我們已經過了要向世界展示和證明什麽的時候了，在2008年可能大家特別期望的是中國隊奪金，但現在更多的是真誠希望運動員在賽場上能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從觀衆到志願者，都體現出一種文化自信。”
冬奧會賽程過半時，不是每天都有志願服務任務的汪令儀開始“盼著上崗”。在她看來，這種生活有時比上學有意思，“快樂的時光很多，會有一種自主處理事情、獨當一面的感覺，不那麽按部就班”。她很早就把簽名設置爲小學時熟悉的一句歌詞“現在讓我們向快樂崇拜”。她說，“調整情緒、轉爲快樂是一種能力”。
一名昵稱爲“大樹叔叔”的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曾陪同國際奧委會奧運會部執行主任克裏斯托弗·杜比出行考察，杜比先生把這次考察看作是holiday（休假），而“大樹叔叔”說：“這其實也是我的holiday——雖然此次是我首次上崗，要處理的事情很多，要聯系的人很多，但看到各場館裏壯觀的賽道和美麗的雪景後，忙碌和疲憊被興奮和震撼所取代。”
興奮與創造力也融入志願者的非上崗時間，在規律、有序的冬奧節奏裏，他們快速掌握了閉環生活的平衡。
在結束一天的志願服務後，有些人回到駐地，會走進自習室，爲考研做准備，或是對著鏡子練習求職面試。
上崗時的高海強力爭做熱情的志願者，下班後就切換成“觀賽者”模式，在微信朋友圈更新每日賽程，發布“後方記者小高報道”。他將此視爲“工作時間外最大的娛樂”。徐馳翀習慣了在輪休的時候打乒乓球，“撿起這個以前的愛好”。所屬崗位志願服務結束的那天，汪令儀在場館裏玩了最後一場狼人殺。
一名反興奮劑領域志願者說，他們面對的是日益強盛的國家和愈發美好的生活，比起外在形象，更習慣通過更生活化的語言向外國人表達當下中國青年的樣子。與此同時，在他們眼中，通往豐盈人生的道路不只有吃苦這一條，包括志願服務在內的很多嘗試與體驗都充滿了興奮感。
華東師範大學學者張睿等人認爲，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00後大學生的自我認知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不再認爲談論物質是市儈和庸俗的表現，反而直接描繪舒適而富足的生活並爲之奮鬥。
對志願者而言，閉環管理的日子不算很長，但足以成爲一段特殊生活記憶。在延慶的志願者駐地，不少男性志願者提出理發的需求。經過開會討論，從北京城裏請來的理發師進入閉環，在志願者中發布了預約表格。不到半小時，理發預約就排到了一周後，有的志願者在備注中留言需要修剪劉海，還有的直接跑去請理發師設計新發型。
根據防疫規定，蛋糕上的奶油不能進入閉環，駐地廚師用長壽面代替生日蛋糕。志願者生日當天，廚師們在環外廚房內“接單”，做好長壽面後嚴格密封，送到轉運櫃內進行表面消毒後，再由環內服務員取出，送給過生日的志願者。
上崗前的一件事，讓汪令儀印象深刻：一位外國朋友迷路，有志願者想幫忙搬行李和帶路，而業務經理說，“有專業的交通領域志願者能提供幫助”。
在越來越強調專業化的今天，國際賽事志願服務也越發講究，北京冬奧會上，志願服務涵蓋了41個業務領域。有志願者說，大家很清楚服務對象需要什麽，“不會去過度服務，恰到好處，懂得分寸”。
用汪令儀的話來說，“奧運會很大也很‘小’”。宏大的部分源于世界級體育盛會，而“小”則意味著，每個志願者都只需做好自己工作領域內的事。
人際交往中難得的“邊界感”被這代年輕人掌握得恰到好處。實際上，這些志願者每天面對的是各國面孔。用王雷的話來講，誇張一點說，每天接觸的都是一個外交場合。
徐馳翀是最早開始體驗這種分寸感的志願者之一。延慶冬奧村預開村的第二天，他和同組志願者就幫助加拿大代表團一名成員解決了互聯網專線無法連接的問題。他服務的收費卡業務領域，往往從訂貨單的長短就能看出國與國的不同。“有的國家代表團的物資訂單有好幾頁，而有的可能只訂購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但我們的服務是沒有差別的。”徐馳翀說。
很多今天的志願者發現，這一回給他們培訓或擔任某個業務領域主管的，有不少是2008年的志願者前輩。傳承的背後是整體志願氛圍的提升。“志願北京”到現在都是北京的一張名片，在這座城市，注冊志願者中已有很多00後。
在國際賽事志願服務上，中國的熱情有目共睹。王雷回憶，在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會上，有國外志願者還會爲看到來自中國的志願者而驚訝，到了2018年韓國平昌冬奧會，國外同行已經習慣了中國志願者的身影。
人數上的對比更爲明顯：相較于索契冬奧會時的20多名中國志願者，平昌冬奧會有113名中國志願者。
王雷記得，索契冬奧組委志願者部的人告訴他，索契設置的城市志願服務站，就學習了北京2008年的經驗。
14年後，人們還能想起北京夏季奧運會志願者人手一個的奧運微笑圈，短跑運動員博爾特就是戴著志願者送的微笑圈，沖過百米線，成爲新一代“飛人”。那一年，國際奧委會名譽主席薩馬蘭奇在中國青年報社與130名中國青少年對話時，手腕上也套了一個微笑圈，他說，北京奧運志願者是傳遞微笑的使者。
多年以後，新一批志願者，隔著口罩，讓人們感受到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遮擋不住的微笑。王雷認爲，大家不光是臉上有笑容，而是整個精神面貌呈現出一種“由內而外的自信和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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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最近一次集體亮相，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1.8萬余名賽會志願者中，2000年以後出生的占了大多數。
被問及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評價，這些人常提到的詞語有自信、開放、陽光……這也符合人們對這代青年的描述：“平視世界的一代”。
父輩曾追求的“遠景目標”就是他們的日常。他們出生後不久，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他們的成長記憶裏，中國舉辦了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並在2021年宣告消除了絕對貧困。如今，父輩設想中更遠的目標，也將由他們去實現。
00後是在4年前大批步入大學校園的。4年後，當他們成爲大學裏的主體、加入求職者大軍，這一代人長大成人後的特征，已經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些人最近一次集體亮相，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1.8萬余名賽會志願者中，2000年以後出生的占了大多數。在接受志願服務培訓時，他們學到的一條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是“力求不卑不亢”，上崗後，他們一次次充分運用了這條准則。
夏季奧林匹克項目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主席弗朗切斯科·裏奇·比提後來這樣評價北京冬奧會期間擔任其助理的志願者劉迪波——“他不只是我的助理，更是我的朋友。”在手寫的感謝信中，這位80歲的意大利老人稱贊劉迪波是“一個善良而且真誠的年輕人”。
美國單板滑雪運動員特莎·莫德則在社交媒體上說，“感覺像在家裏一樣”，“這裏的人非常友善，每一個志願者都非常貼心”。
當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來到某個地方，不在崗的志願者會想方設法去制造與這位前奧運會冠軍“偶遇”的機會。他們在“大人物”面前並不羞澀。被問及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評價，這些人常提到的詞語有自信、開放、陽光……這也符合人們對這代青年的描述：“平視世界的一代”。
父輩曾追求的“遠景目標”就是他們的日常。他們出生後不久，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他們的成長記憶裏，中國舉辦了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並在2021年宣告消除了絕對貧困。如今，父輩設想中更遠的目標，也將由他們去實現。
奧運會又一次來到北京時，全球籠罩在新冠病毒的陰影下。此時的世界，已被疫情改變太多。連奧林匹克格言都經曆了108年來的首次更新，變爲“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新冠病毒面前，人類需要更加團結。
北京冬奧會志願者招募通道開啓，是在2019年，那時疫情還未暴發，全球有超過100萬人申請。賽會志願者的第一位申請者王雷，參與過多屆奧運會志願服務工作。疫情暴發後，他擔心過由此帶來的種種影響，“會不會招募社會志願者都是未知數”。
百萬申請者中，計劃招募2.7萬名冬奧會志願者和1.2萬名冬殘奧會志願者，最終考慮到疫情防控，壓縮到1.8萬多人，這對志願服務的專業與高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對入選者來說，首先的挑戰是等待——大部分人報名時才入大學不久，而上崗時已大三，跨越近兩個學年的等待。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實行閉環管理，最早進入閉環的一部分志願者，要待近3個月直到隔離期結束才能出來。擔任“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的一名志願者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班車緩緩地開出校園……我拿出手機悄悄地記錄著窗外的風景，多少帶有一點兒要“與世隔絕”的傷感。
今年1月23日下午，北京延慶賽區志願者駐地閉環前的5分鍾，不少志願者聽到了組長喊“准備閉環，准備閉環”，工作人員趕時間在環內外交接處傳遞辦公用品和活動器材。一名工作人員把此前常在酒店附近覓食的橘貓抱到閉環外，“希望它在外面能遇到好心人”。這天下午6點，該駐地正式閉環。
接下來的日子，這些志願者將習慣生活裏的手消毒機器人、N95口罩、每天的核酸檢測與需要時刻保持的社交距離。
提前進入延慶冬奧村的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學生徐馳翀記得，國際奧委會一名代表在路上突然快步走遠，只是因爲口渴了——想喝口咖啡，又要與人保持距離。
提前感受閉環管理近10天後，有志願者稱，閉環管理下的生活簡約而充實，“兩點一線的通勤讓大家過得更加規律，更加健康”。
北京冬奧會開幕前的10天裏，國際關系學院2019級本科生汪令儀和同組志願者熟悉場地與點位，“那幾天好像還有點不適應，感覺怎麽沒有忙起來，但比賽開始後立馬真正忙起來，比自己想象中的還要忙”。他們在河北張家口賽區國家跳台滑雪中心奧林匹克大家庭休息室服務。比賽日，他們服務的時間延長至“賽前三小時，賽後兩小時”。
做了志願者，不少00後度過了第一個不在家吃年夜飯的年。那段時間，王雷的微信朋友圈被這些年輕人的才藝刷屏，“像一個大型展示現場，寫毛筆字的、剪窗花的、拉二胡的、彈鋼琴的、拉小提琴的，特別‘卷’”。
後來，一些運動員和工作人員驚歎這群志願者中藏龍臥虎。實際上，由愛好驅動的才藝只是陪伴00後成長起來的夥伴。在這代人身上，多才多藝只是一個很小的側面。
如今，人們還能回憶起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成功舉辦時的情緒，那混合著中華民族百年奧運夢圓的壓力與振奮。
北京夏季奧運會是2001年申辦成功的，今天的志願者，當年大多剛剛出生。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時，他們還在上小學。來自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的志願者闫宏偉記得，2008年，北京隨處可以見到奧運元素，“一些穿著統一服裝的人在街上給人幫忙”。他的父親閻斌當時是國家體育場“鳥巢”外立面光照設計師。開幕那晚，還在上小學的闫宏偉和媽媽在家看了電視直播，他父親爲了確保照明，蹲守在候場區辦公室，靠對講機裏傳來的聲音，“聽”完了開幕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志願者高海強，也從父輩那裏感知最初的奧運印象。“我爸對奧運有一種執著。”透過父親的念叨，高海強想象出北京申奧成功時父親的激動，“他騎著自行車從西城區展覽館路一路‘飙’到長安街慶祝”。
父親得知高海強要成爲北京冬奧會志願者時，連說“太好了，太好了”，還取出了2008年奧運會紀念品——一個水晶小方雕，透過水晶能看到“鳥巢”和5個奧運會吉祥物“福娃”。高海強說，他們搬過家，很多東西都找不到了，但那個小方雕“到現在還放在我們家最顯眼的位置”。
高海強到崗後，全家人都進入了“冬奧節奏”，父母在家倒數開幕式的日子，甚至連奶奶也向他“彙報”：張家口老家的村裏在招募冬奧會工作人員。
4年前，作爲北京中學生通訊社的一員，許澤卿在韓國平昌冬奧會上采訪了北京冬奧組委運動員委員會主席楊揚。楊揚的一句“咱們2022北京冬奧會再見”像個約定，一直激勵著她。如今，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生許澤卿成爲冬奧會對外聯絡志願者。進入冬奧村後，她給楊揚寫信說：“您的一言一行都是寒冬裏的一粒小種子，在我心裏開花結果。”
來自中國台灣的李嘉慧也體會到類似的心情。她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的身份參與北京冬奧會，成爲“台灣青年冬奧城市志願者服務隊”中的一員。她一度擔心受疫情影響，參與的機會渺茫。上崗第一天，在團隊帶動下，她開啓了“激情模式”。她認爲通過參與志願服務，自己慢慢走出了“社交舒適圈”，開始不再懼怕被人拒絕。
有一點已經再清楚不過，不再需要向這代人科普什麽是志願者，志願服務對他們來說已不是件新鮮事。成長于改革開放第三個10年的00後，有豐富的渠道了解周遭快速變化的世界，在諸多認知中，也包括對志願服務的理解。
20歲出頭的徐馳翀在上崗時已是學校青年志願者協會主席。冬奧會志願者面試時的很多題目，他在學校組織活動時都接觸過。報名時需要填寫志願服務經曆，他“嫌字數太少”，他最早的一次志願服務是小學時去植樹。高海強的經驗也很豐富，參加過國慶70周年群衆遊行方陣與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文藝彙演。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的學者張睿、吳志鵬、黃楓岚調查發現，00後大學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公共意識的價值判斷。根據他們的問卷調查，78%的00後大學生願意參加公共服務活動，58%的00後大學生參與過公益項目。
“我2008年當志願者的時候，對志願服務還感到新奇，而現在95後、00後不一樣，他們知道志願服務是怎麽回事，新鮮感會弱很多，但更有主動性與探索、創造的能力。”在王雷看來，如今這一代青年有著過去世代不曾見過的世面，“他們願意表達，也有能力表達，求知欲很強”。
很多場景都展現出這一代青年志願者的形象，自信、開放是其被公認的特質。北京冬奧會上，志願者與吉祥物冰墩墩“鬥舞”的視頻，被多國網友送上社交網站熱門榜。
“這在14年前的賽會服務中是不太可能出現的，感覺我們那時候會比較‘乖’，讓幹什麽就幹什麽，而現在的志願者更加自信，更願意展示自己。”在王雷的印象中，身邊這些年輕人會主動發現可能存在的問題，並思考解決辦法。他所主管的團隊主要負責首都體育館賽事服務中的看台引導和服務，年輕的志願者會主動思考很多問題，比如人流量過大時可能出現的情況，會提出各種突發情境和應對方案。
“還好”“問題不大”是他們的口頭禅，這群擅長構建語言體系的年輕人，在表達個體情感時細膩充分。有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連用8個詞形容自己上崗時的複雜心情：期待，欣喜，失落，等待，緊張，愉悅，驚愕，成就感。
第一批上崗的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需要面對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某些場館尚未進入閉環狀態、賽時車輛無法使用、行程需要反複確認。他們笑稱，應對新挑戰和新難題的過程有一種“創業”的感覺。
進入駐地後，有3名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戲稱自己成立了“技術公司”，承接的第一個大項目就是電視調試工作。在這裏，他們播放中小學廣播體操的背景音樂，跳起小時候的廣播體操。國際奧委會工作人員也聞聲而來，跟他們一起打太極拳。有志願者在心得裏寫下：“廣播體操+太極拳外交get√，文化輸出，有！”
志願者們用自己的方式來傳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賓至如歸”。有人稱自己服務的對象“既像爺爺又像老師”。在面對年長的主管、領域經理時，這群年輕人也表現出了自如與平等。王雷記得，組裏的志願者喊自己“雷哥”，有人會在休息的間隙主動問起職業生涯規劃，還會聊聊感情生活。
雖然隔著口罩，但敏銳的志願者仍舊捕捉到了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身上的熟悉之處。在汪令儀和同組志願者眼裏，北歐國家代表團的貴賓“有些社恐”，“可能過度的熱情會打擾到他們，只要讓他們安安靜靜就好”。相較之下，斯洛文尼亞代表團的朋友更爲活潑，看到自己國家選手獲獎，興奮得彼此碰拳、歡呼。
上崗幾天後，負責貴賓休息室的汪令儀有了判斷高級貴賓的直接標准：有無助理人員跟隨。不過，在志願者眼裏，這些外國官員是客人，也是朋友，他們有的愛吃中國水餃但不喜歡蘸醋，有的喜歡場館提供的頭戴式口罩，有的情緒被本國運動員在賽場上的表現所牽動。“每一個來訪的人都是貴賓，不管面對什麽場合，我們都不太怵。”她說。
置身首都體育館的王雷常常感到恍惚，像回到了14年前，“場館沒變，比賽項目和基礎設施變了，更大的變化在于氛圍”。一些不會在2008年奧運賽場上響起的樂曲，在2022年的冬奧會賽場上播放。在賽前補冰師傅補冰時，響起的可能是《我是一個粉刷匠》；谷愛淩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決賽中奪金後，現場播放了《滄海一聲笑》。
“花樣滑冰比賽時，有出現選手摔倒的情況，現場的中國觀衆都是真誠地爲選手加油鼓勁兒，不分國別。”在王雷看來，“我們已經過了要向世界展示和證明什麽的時候了，在2008年可能大家特別期望的是中國隊奪金，但現在更多的是真誠希望運動員在賽場上能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從觀衆到志願者，都體現出一種文化自信。”
冬奧會賽程過半時，不是每天都有志願服務任務的汪令儀開始“盼著上崗”。在她看來，這種生活有時比上學有意思，“快樂的時光很多，會有一種自主處理事情、獨當一面的感覺，不那麽按部就班”。她很早就把簽名設置爲小學時熟悉的一句歌詞“現在讓我們向快樂崇拜”。她說，“調整情緒、轉爲快樂是一種能力”。
一名昵稱爲“大樹叔叔”的奧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曾陪同國際奧委會奧運會部執行主任克裏斯托弗·杜比出行考察，杜比先生把這次考察看作是holiday（休假），而“大樹叔叔”說：“這其實也是我的holiday——雖然此次是我首次上崗，要處理的事情很多，要聯系的人很多，但看到各場館裏壯觀的賽道和美麗的雪景後，忙碌和疲憊被興奮和震撼所取代。”
興奮與創造力也融入志願者的非上崗時間，在規律、有序的冬奧節奏裏，他們快速掌握了閉環生活的平衡。
在結束一天的志願服務後，有些人回到駐地，會走進自習室，爲考研做准備，或是對著鏡子練習求職面試。
上崗時的高海強力爭做熱情的志願者，下班後就切換成“觀賽者”模式，在微信朋友圈更新每日賽程，發布“後方記者小高報道”。他將此視爲“工作時間外最大的娛樂”。徐馳翀習慣了在輪休的時候打乒乓球，“撿起這個以前的愛好”。所屬崗位志願服務結束的那天，汪令儀在場館裏玩了最後一場狼人殺。
一名反興奮劑領域志願者說，他們面對的是日益強盛的國家和愈發美好的生活，比起外在形象，更習慣通過更生活化的語言向外國人表達當下中國青年的樣子。與此同時，在他們眼中，通往豐盈人生的道路不只有吃苦這一條，包括志願服務在內的很多嘗試與體驗都充滿了興奮感。
華東師範大學學者張睿等人認爲，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00後大學生的自我認知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不再認爲談論物質是市儈和庸俗的表現，反而直接描繪舒適而富足的生活並爲之奮鬥。
對志願者而言，閉環管理的日子不算很長，但足以成爲一段特殊生活記憶。在延慶的志願者駐地，不少男性志願者提出理發的需求。經過開會討論，從北京城裏請來的理發師進入閉環，在志願者中發布了預約表格。不到半小時，理發預約就排到了一周後，有的志願者在備注中留言需要修剪劉海，還有的直接跑去請理發師設計新發型。
根據防疫規定，蛋糕上的奶油不能進入閉環，駐地廚師用長壽面代替生日蛋糕。志願者生日當天，廚師們在環外廚房內“接單”，做好長壽面後嚴格密封，送到轉運櫃內進行表面消毒後，再由環內服務員取出，送給過生日的志願者。
上崗前的一件事，讓汪令儀印象深刻：一位外國朋友迷路，有志願者想幫忙搬行李和帶路，而業務經理說，“有專業的交通領域志願者能提供幫助”。
在越來越強調專業化的今天，國際賽事志願服務也越發講究，北京冬奧會上，志願服務涵蓋了41個業務領域。有志願者說，大家很清楚服務對象需要什麽，“不會去過度服務，恰到好處，懂得分寸”。
用汪令儀的話來說，“奧運會很大也很‘小’”。宏大的部分源于世界級體育盛會，而“小”則意味著，每個志願者都只需做好自己工作領域內的事。
人際交往中難得的“邊界感”被這代年輕人掌握得恰到好處。實際上，這些志願者每天面對的是各國面孔。用王雷的話來講，誇張一點說，每天接觸的都是一個外交場合。
徐馳翀是最早開始體驗這種分寸感的志願者之一。延慶冬奧村預開村的第二天，他和同組志願者就幫助加拿大代表團一名成員解決了互聯網專線無法連接的問題。他服務的收費卡業務領域，往往從訂貨單的長短就能看出國與國的不同。“有的國家代表團的物資訂單有好幾頁，而有的可能只訂購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但我們的服務是沒有差別的。”徐馳翀說。
很多今天的志願者發現，這一回給他們培訓或擔任某個業務領域主管的，有不少是2008年的志願者前輩。傳承的背後是整體志願氛圍的提升。“志願北京”到現在都是北京的一張名片，在這座城市，注冊志願者中已有很多00後。
在國際賽事志願服務上，中國的熱情有目共睹。王雷回憶，在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會上，有國外志願者還會爲看到來自中國的志願者而驚訝，到了2018年韓國平昌冬奧會，國外同行已經習慣了中國志願者的身影。
人數上的對比更爲明顯：相較于索契冬奧會時的20多名中國志願者，平昌冬奧會有113名中國志願者。
王雷記得，索契冬奧組委志願者部的人告訴他，索契設置的城市志願服務站，就學習了北京2008年的經驗。
14年後，人們還能想起北京夏季奧運會志願者人手一個的奧運微笑圈，短跑運動員博爾特就是戴著志願者送的微笑圈，沖過百米線，成爲新一代“飛人”。那一年，國際奧委會名譽主席薩馬蘭奇在中國青年報社與130名中國青少年對話時，手腕上也套了一個微笑圈，他說，北京奧運志願者是傳遞微笑的使者。
多年以後，新一批志願者，隔著口罩，讓人們感受到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遮擋不住的微笑。王雷認爲，大家不光是臉上有笑容，而是整個精神面貌呈現出一種“由內而外的自信和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