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哈利·波特20周年：重返霍格沃茨》播出，但不少人打開節目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跟著主創的回憶進入魔法世界，而是拿著放大鏡尋找J.K.羅琳的身影。

　　事情還要從上個月說起。在官方發布的一系列預告中，飾演哈利·波特、赫敏、羅恩等主要角色的演員悉數到場，導演、制片等主創人員也齊聚一堂，爲粉絲上演了一場回憶殺。

　　然而，大家將預告的進度條一口氣拉到底，卻始終不見最重要的作者J.K.羅琳，由此也引發了“劇組集體拉黑J.K.羅琳”的質疑——

　　雖然他們在正式播出的節目裏“找到”了J.K.羅琳，但節目只是引用了她在2019年的采訪片段，實際上還是沒參與這次重聚。

　　節目官方拒絕透露J.K.羅琳缺席的原因，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J.K.羅琳此前因爲發表跨性別相關言論引發的輿論風波，而三位主演在去年針對這一事件做出的公開表態，也一直被當成是旗幟鮮明反對J.K.羅琳的標志。

　　事實上，三位主演至今都沒有否認過J.K.羅琳對自己人生産生的重大影響，飾演羅恩的魯伯特·格林特也多次強調過“我尊重J.K.羅琳本人，我不贊成的是她的（關于跨性別的）觀點”。

　　跨性別群體是一個龐大複雜的議題，公衆持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現象。但促使他們不得不站出來發聲的一大因素，正是眼下公衆二元對立的狂熱情緒，以及必須“選邊站”的互聯網環境。

　　三位主演的公開表態，被公衆解讀爲他們與J.K.羅琳劃清界限的證據，不少人也“順理成章”地對J.K.羅琳展開全方位的抵制——

　　從拒絕承認她的作者身份，到反對她出席特別節目，他們試圖將開除J.K.羅琳的“哈籍”，抹去J.K.羅琳在魔法世界中存在的痕迹。

　　今天，我們不妨通過J.K.羅琳事件，一起來聊聊它背後的這種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所謂的“取消文化”，也可以理解爲公衆針對名人的“不當言論”，自下而上做出的抵制行爲，包括譴責該名人的觀點、要求他們道歉，拒絕觀看甚至呼籲下架他們的作品等。

　　2018年，英國出台了《性別認同法案》（GRA）的改革提案，其中提到允許跨性別者可在無需醫療證明的情況下進行自我認同（比如不用做手術即可聲稱自己是女性），引發了一系列爭議。

　　英國一位稅務專家瑪雅（Maya Forstater），在網上發布了多條推特，表示自己對這一政策的反對和擔憂，包括覺得“跨性別者不應該參加女性比賽”等——

　　瑪雅不服，起訴了公司，但就業法庭最終裁定的結果是認爲公司沒有問題，因爲瑪雅的言論涉嫌歧視跨性別群體，會對團隊氛圍産生消極影響。

　　“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稱呼自己，和喜歡的人上床，在和平與安全中過著美好的生活。但僅僅因爲聲稱生理性別是客觀存在的，一位女性就該失去事業嗎？我站在瑪雅這一邊。”

　　J.K.羅琳認爲，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意見不合可以討論甚至吵架，但不應該讓一個人就這樣直接“消失”。

　　她在公共平台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爲“生理性別是客觀存在的（biological sex is real）”。隨後，她也在個人網站寫下一篇長文，向公衆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和疑慮，試圖與意見不一的人進行充分的交流和探討。

　　她引用的一個最新例子是：2021年12月，英國蘇格蘭警方表示，根據最新出台的《性別認同法案》，“如果一名強奸犯認定自己是女性，那麽即使他擁有男性生殖器，警方在將案件登記在冊時也會將其寫成女性”——

　　這一言論被包括J.K.羅琳在內的不少人強烈反對，她們認爲這種做法將“扭曲”英國強奸案的統計數據，讓人們低估男性暴力的威脅程度，給女性安全造成風險。

　　更多人則是根據J.K.羅琳在推特上發表的言論，便粗暴地將她貼上TERF（激進的反跨人士）的標簽，迫不及待地開始一系列抵制她本人的行動：

　　有粉絲聲稱J.K.羅琳毀了自己的童年，要抹去一切與哈利·波特有關的文身；《神奇動物在哪裏3》的預告中，名字一向被放在正中央的J.K.羅琳，被挪到不起眼的小角落；

　　以《哈利·波特》中的同名比賽爲靈感誕生、如今風靡英美的魁地奇大聯盟比賽，近日宣布計劃更改名字，以便與J.K.羅琳割席；新西蘭的費瑟斯頓圖書節，也出于對這股勢頭的擔憂，臨時取消了以《哈利·波特》爲主題的圖書活動……

　　2021年11月，甚至有三位打著“支持跨性別人士”口號的喜劇演員，來到位于蘇格蘭愛丁堡的J.K.羅琳家門口示威，並在推特上發布了帶有J.K.羅琳住址信息的照片，直接導致後者不斷收到死亡威脅信件。

　　光看J.K.羅琳事件，我們很容易直觀感受到取消文化的荒謬之處——這群人是不是太偏激了，怎麽能因爲意見不合，就隨意抹殺一個人呢？

　　現在一提起取消文化，許多人也是這種嗤之以鼻的態度。大家認爲它從頭到尾就是一場沒有主見、煽動情緒的“暴民式”行動。

　　但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否定取消文化，而忽略它在最初所起到的積極意義，這也是一種極其偷懶的做法。

　　這是因爲，它可以作爲邊緣化群體（弱勢群體）的一種發聲工具，用來對抗那些在深陷違法犯罪指控、發表惡劣歧視言論之後，仍活躍在公衆視野中、看上去“沒受到什麽損失”的名人。

　　一方面，取消文化能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通過對典型案例、社會名人的抵制，震懾住其他有類似行爲的人，某種程度上能降低不法行爲、歧視性言論在日後的産生幾率。

　　“在前互聯網時代，你無法想象憑借匿名的草根，就可以撼動那些看似不可撼動的人，扳倒原本在司法體系中享有特權的精英。

　　有了全球反性騷擾運動中哈維·韋恩斯坦的前車之鑒，今後那些想對女同事上下其手的男高管們或許不得不考慮一下後果，因爲一旦被曝光，取消文化會以無遠弗屆的鐵拳讓他們付出慘痛代價。”

　　雖然他們沒有真正有效的渠道，能對那些名人展開實質性的懲罰，但至少可以通過自發抵制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也讓更多不敢站出來發聲的受害者感受到一些鼓舞——

　　2017年，知名演員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就因爲深陷性侵指控，被不少群衆公開譴責，美國演藝圈出于對廣大民衆的尊重與考量，剪輯掉了他在過往電影中的不少鏡頭。

　　不僅如此，流媒體巨頭網飛（Netflix）也表示只要有凱文·史派西在，就不會參與《紙牌屋》制作。雖然凱文·史派西沒有進入牢獄，但他的事業卻已經“徹底涼涼”，這一事實大家都有目共睹。

　　群衆認爲自己好像掌握了“生殺大權”，可以隨意定義什麽樣的言論冒犯了他人，進而對發表“不當言論”的人進行抵制、羞辱。

　　然而，一個人能否成功被“封殺”，實際上並不由他們說了算，最終還是要依賴掌握實權的相關機構——凱文·史派西的電影片段之所以能被剪輯，是因爲制片機構和出品方與大衆達成了一致，他們認可公衆所抗議的內容，願意響應民意采取“制裁”行動。

　　但是，如果他們覺得凱文·史派西沒有問題，那麽凱文·史派西可能會毫發無損地活躍在影視圈，大衆再怎麽抵制也拿他沒辦法——

　　同樣涉嫌性侵指控的導演伍迪·艾倫，事業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HBO曾在一則聲明中表示不會下架他的作品：“相信觀衆自己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所以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是誰賦予了這些流媒體機構定義與封殺一個人的權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取消”的對象已經從極具影響力的社會名人，泛化到學校老師、童書作者，乃至你我身邊的普通人；

　　被“取消”的理由不一定是違法犯罪、發表歧視性言論，可能只是意見不合；公衆“取消”這些人的方式，也從網上的公開表態，變成诋毀辱罵，甚至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身威脅。

　　面對鋪天蓋地的社會新聞，人們難以靜下心來思考，往往急于做出“取消”一個人的選擇。一個荒誕的例子是：

　　在約翰尼·德普深陷家暴指控時，人們紛紛呼籲抵制他的作品，《加勒比海盜6》也將他除名；到了2020年，事情卻迎來“反轉”，大家發現原來前妻艾梅柏·希爾德才是施暴者，此時又調轉槍頭爲德普伸張正義，但對其造成的傷害已經不可逆轉。

　　49%的人認爲，取消文化旨在追究他人的責任；14%的人認爲，取消文化會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導致大家進行不必要的自我審查；12%的人眼中，取消文化已經成爲人們鏟除異己、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的工具。

　　在這套“嚴絲合縫”的行事邏輯下，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因爲10年前說過的一句話被取笑，即使人是在不斷進步、不斷變化的複雜生物——

　　比如美國黑人歌手凱文·哈特(Kevin Hart)，就因爲被人扒出在多年前發布的恐同言論，被公衆大規模抵制，最終被取消第91屆奧斯卡頒獎禮的主持工作。

　　在J.K.羅琳事件中，一開始同樣表示不贊成J.K.羅琳觀點的“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因爲後來質疑了一句“有些人身攻擊的言論是不是太過火了”，也迅速引火上身，遭到輿論的反噬，被批評“你還不是搶了變性人的角色”。

　　在眼下情緒高漲的互聯網環境中，可供人們理性討論的空間正在慢慢收窄——越來越多的人拒絕對社會新聞發表觀點，以免因爲對任何特定問題的“錯誤”思考而受到譴責。

　　然而，拒絕對任何事情發表觀點，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好方法。畢竟在持有二元對立觀點的人眼中，“你只要不公開支持我，那就是在暗中反對我”。

　　在他們看來，對公共事務保持沈默，恰恰彰顯了不言而喻的態度——總而言之，被濫用、被變味的取消文化，已經開始引發人人自危的局面。

　　2020年，J.K.羅琳和150多位公衆人物在《哈珀斯》雜志上聯名發表公開信，指出取消文化被濫用後，會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比如“不能容忍對立觀點、習慣公開羞辱和排斥他人、用非黑即白的價值觀念，淡化了真正應該被討論的問題”。

　　在取消文化之風越刮越猛的今天，J.K.羅琳的圖書銷量倒是不降反增——她最新出版的兒童讀物《聖誕小豬》，已經連續9周排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榜首。

　　另一個例子是，此前被扒出在幾年前發表過不當言論、一度被公衆集體抵制、呼籲“滾出漫威圈”的導演詹姆斯·古恩，後來也得益于人們反感取消文化的趨勢，在劇組演員和粉絲的一波聲援下，重新奪回《銀河護衛隊3》的執導權。

　　一味地高喊“取消某人”，和一味地呼籲“取消”取消文化，都是在拿著放大鏡鑒定他人屬于哪個群體，轉移了事情的焦點，而忽略了真正應該探討的問題本身，兩者的本質並無區別。

　　如果我們全盤否定取消文化存在的意義，也會削弱原來那些弱勢群體的發聲力量，畢竟他們呼籲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出于種族和社會正義進行的一系列呼籲行動，都切實推動了警察制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也讓高等教育、新聞、慈善和藝術領域，出現了更廣泛的平等、包容的呼聲。”

　　回到開頭講的瑪雅案例，這件事情還有後續：2021年，瑪雅贏得了對原判的上訴。審理此案的法官表示，瑪雅針對跨性別群體發表的一系列觀點，“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應該被包容（允許存在）”。

　　畢竟，最理想的方式是與對方進行充分的辯論和溝通，而不是直接讓這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消失”，裝作這樣的聲音從來沒有存在過，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