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总数达到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率为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人口低速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是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匹配?针对这些公众较为关切的话题，上海空间规划联合多家媒体特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从专业视角，为我们进行相关答疑。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

　　01人口增长率下降

　　人口转折将很快到来

　　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Q：上海空间规划：如何看待这种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任远：人口仍然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率下降，这是19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这种情况并不意外。因此，如果人口的增长率保持下降，未来势必会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2020年出生人口数是1200万，所以预计人口总量将很快达到顶点。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口从1950年代以来，会经历一个150年的人口变动周期，前面75年左右，中国人口从5.1亿左右增长到约14.2亿，一般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25年-2030年期间到顶，人口变动的后半期还没有到来。现在我国正处于这个前75年人口发展期的末期。这次普查说明我国人口总量的转折点还没有到来，但是很快就会到来。

　　历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Q：上海空间规划：您认为这对于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任远：人口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转折性变化，但是人口变动各方面变化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得表现出来了。

　　未来我国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并且是长期的负增长;老龄化的增长速度比预想的要快，特别是2022-2035年老龄化程度将很快提高;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和结构的下降，也表现得比预想得要快，这些都意味着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格局将会变化，我们需要为未来的人口负增长，以及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做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调整和准备。

　　资料来源：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界面新闻研究部

　　Q：上海空间规划：是否可以认为未来的人口变化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任远：人口变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例如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看起来是消极的，但是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它是积极的方面。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似乎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健康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则意味着积极的方面。

　　所以人口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它对未来发展的具体影响，是条件性的，最后的总影响还很难完整估计到。但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尽量避免消极的影响，并且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这样仍然可以在人口变动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好的人口环境。

　　02城镇化进程

　　人均GDP并不是人口集聚的唯一因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

　　Q：上海空间规划：您如何看待这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您觉得我国城镇化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过去十年，城市化进程和我国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相比，是匹配的吗?

　　任远：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此前，我们一般认为我国城镇化的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十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匹配的。

　　但是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看，应该看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差距仍然没有缩小，在201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比重为49.69%，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为32.5%;到了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比重为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比重45.4%，其差额为18.4%，甚至还扩大了。这说明在这十年中的户籍制度改革总体还是不够快，使得人口城镇化，或者说人的城镇化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城镇成长的速度。

　　户籍制度在这十年中是逐步放松的，在大城市以下的户籍已经基本上全部放开了。目前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对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还存在限制。需要加快完成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够促进人口城市化的制度支持。

　　Q：上海空间规划：按照最新数据统计，上海市总人口248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76%，2020年全年的GDP是3.87万亿人民币，占全国GDP总额的3.8%。人均GDP贡献率是全国均值的2.16倍。这是否意味着上海的经济如果要进一步突破的话，应该需要导入更多人口?

　　任远：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特大城市，它的人均GDP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说明这些地区仍然有推动人口集聚的力量，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收入比较高，公共服务水平较高，所以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会继续推动人口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聚。

　　但是不能说上海或者说特大、超大城市人口导入需要达到与GDP占比相同的比例，从而实现人均GDP平等化。这个并不现实，因为人口的空间流动除了受到人均GDP的影响，还会受到包括公共服务供给、公共物品供给、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生活舒适度，乃至生存风险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人均GDP不是影响人口集聚的唯一因素。

　　03户籍人口及人户分离

　　户籍制度改革过慢，需要完成最后一公里

　　Q：上海空间规划：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14亿人实现户口性质城乡统一，1.1亿流动人口领到居住证，1.2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如何看待我国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大幅低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问题?

　　任远：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大幅度低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从1980年代起就逐步形成了，主要因素是户籍制度改革过慢，进入城市的人口不能得到所在城市的户籍所造成的，所以国家才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中，强调农业人口转移减少落户的限制，促进落户。

　　从目前来看，由于我国针对大城市以下的户籍制度已经基本放开，这些地区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别问题，并不是户籍制度造成的;而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存在的城镇化率差距，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户籍制度推进过慢造成的。

　　Q：上海空间规划：是否可以认为，只要全面放开户籍，就能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

　　任远：不能这么来看。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相差较大，户籍制度过慢只是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过慢。另外还包括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过慢，比如说一些人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是因为农村的土地利益和农村土地产权利益的模糊化。再比如一些人即使可以在流入地落户，但由于高房价、竞争压力等因素，或者自己家庭的因素，他们也不愿意落户。

　　所以人户分离的问题不是单独受到户籍影响，因从城乡综合发展来考虑，在农村，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在城市，也存在其他一些影响人们落户的制度障碍。

　　比如以上海为例，即使放开了户籍，也有人不愿意要这个户籍，所以人户分离只是户籍改革的问题。可能是人口得不到城市的住房，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城市的户籍。所以造成人户分离的原因，需要同时关注流出地因素和流入地的因素，比如流出地的土地制度、流入地的住房制度，等等。我们目前考虑比较多的是户籍制度，我们需要将户籍制度进一步推进，将户籍制度改革完成，同时也要注意到除了户籍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

　　04地区差距

　　南北不平衡加强，东西不平衡仍然存在

　　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Q：上海空间规划：在您看来，是否意味着未来我国东南沿海经济会持续增强，东北会进一步衰落，南北经济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这种局面可以扭转吗?

　　任远：并不是人口迁移带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事实是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经济更快地发展，带动了人口继续向东南部迁移。人口集聚是经济发展的反映和结果。

　　中国东部和南部经济发展驱动，拉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转移，特别是东北区的人口迅速减少，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东西关系转向南北关系。

　　因此从人口数据上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伴随着东部和南部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国家发展的东西不平衡，出现了东西不平衡和南北不平衡同时存在。

　　特别是南北经济不平衡，是过去十年来表现得日益突出的现象。人口流动向沿江、沿海地区集聚，向主要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说明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空间格局，以及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空间形态的演化，带动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发展。

　　Q：上海空间规划：针对这种东西和南北的不均衡现象，是否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人为去改变这种局面?

　　任远：本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是比较粗，反映出的是十年之间整体性的区域空间格局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化动态，还需要做更多更细的研究。比如中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转移，从十年间的数据来看是这样的，但是2015年以后，中部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省份如四川、安徽的城镇化率提高地更快，人口数量也在回流迁移等因素作用下有很快增长。

　　所以还需要更加细分的数据，才会更准确评价我国区域经济的格局变化。从普查数据总体来看，我国的南北发展不平衡在加强，东西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需要致力于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开展有效的投资。

　　05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不一定要靠农村来解决

　　Q：上海空间规划：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老龄化问题，从城市规划角度而言，需要做哪些提前布局呢?

　　任远：本次数据普查的数据中，老龄化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老龄化速度比我们预想地要快，202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3.5%，这也意味着，今年2021年65岁以上的人口几乎肯定会超过14%，更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的社会形态。2022-2035年的老龄化增长会更快，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制度建设事实上还没有为老龄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退休制度、福利制度的建设，包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而来适应老龄社会。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快技术的革新来适应老龄社会。快速老龄化是迫在眉睫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的过程中，城市规划部门需要从空间建设角度来加快推进适应老龄化的建设。在城市里表现在建设老年友好城市。需要有家庭的适老化，社区的适老化以及城市的适老化改造。

　　Q：上海空间规划：农村的养老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任远：在现在的积极应对老龄化实施中，比较重视城市，相对忽略农村，这是有偏差的。目前的老年人口主要居住在乡村，乡村的老龄化程度也是高于城镇的。国家的积极应对老龄化，需要更加重视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福利，加强农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进行财政转移，来帮助乡村的老龄化建设，积极应对乡村更高的老龄化问题。

　　我们需要重视乡村更高程度的老龄化问题，但是不是要鼓励老年人在乡村养老。考虑到一些乡村老龄化建设的低效问题，需要在考虑老年人口需求的基础上，帮助乡村的老年人口进入小城镇以及在城市养老。

　　另外在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中，当他们年龄比较大的时候，不少就返回农村或者流出地养老，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如果他们在城市里有稳定居住条件，有稳定的生活，那就应该解决他们的户籍以及各种福利，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养老，而没有必要回到农村去。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农村来解决，其实可以通过城市化发展来解决。城市化不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唯一的办法，但是是重要的途径。